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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5-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及增长率

曾几何时，特斯拉几乎是电动汽车的代名词，是全球所有传统车企仰望和追逐的科技标杆。它以其颠覆性的智能驾驶理念、极简的设计美学和超前的品牌号召力，重新定义了电动车乃至整个汽车行业的竞争逻辑。然而时至今日，市场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国不再只是追随者，而是成为了引领者。

这种超越，并非仅仅依靠某一款畅销车型或某一个明星企业，而是源自一个完整而强大的产业生态系统的群体性崛起。从动力电池领域的宁德时代、比亚迪，到智能驾驶领域的华为、小鹏；从覆盖全产业链的零部件供应网络，到遍布全国的充电基础设施；从高度内卷市场中淬炼出的极致成本控制能力，到用户需求驱动的敏捷产品迭代体系——中国电动车行业展现出的是整个工业体系、创新环境和市场深度的协同优势。

它意味着，电动车行业的竞争已从单一的产品竞争、技术竞争，升维为生态之争、体系之争。而正是在这样一场全面战争中，中国凭借其深厚的制造底蕴、快速的技术落地能力和庞大的市场反馈闭环，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的诞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一位科学家的高瞻远瞩和国家领导人的果断决策。

早在1992年，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院士，就曾致信国务院领导，力陈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性。他在信中明确指出：“中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 他预见到中国石油资源的匮乏和汽车普及带来的能源安全与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直接发展蓄电池汽车的“弯道超车”构想。这封信被视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最早的“思想萌芽”。

真正将构想推向国家战略层面的关键人物，是曾任中国科技部部长、同济大学校长的万钢教授。作为一位在德国奥迪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新能源汽车专家，他于2000年回国后，持续向国家建言发展新能源汽车，得到了高层的高度重视。

2001年，新能源汽车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863”重大科技课题。2007年，《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正式出台。2009年，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共同启动“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正式拉开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的序幕。

因此，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起点，是科学家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与国家层面坚定不移的产业意志相结合的产物。

这是一个困扰中国工业多年的“世纪之问”。答案在于技术来源、产业结构和时代机遇的根本性差异。

传统燃油车的核心技术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俗称“三大件”）。这些技术经过百余年发展，专利壁垒极高，且技术迭代是渐进式的。西方巨头通过专利和技术标准构筑了坚固的“护城河”，中国作为后来者，只能通过“市场换技术”合资发展，但最终发现“市场让出去了，核心技术却没换来”。

庞大的传统汽车产业链和巨大的沉没成本，使得任何颠覆性创新都阻力重重。合资企业外方缺乏动力在中国推动技术革新，中方合作伙伴则受制于技术依赖，难以自主突破。

2018年，我国做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允许特斯拉独资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当时舆论哗然，质疑这是“引狼入室”。但今天回看，这无疑是一步极具战略眼光的“阳谋”。

2019年，特斯拉到中国建厂解决产能问题，彼时的欧美投行分析师仍然不看好这一举措，认为中国的效率不过如此。按大小摩的说法，在美国你需要3-4年建好一个工厂，欧洲2-3年，中国应该也差不多。但后面的一切让欧美投资界惊掉了下巴：

• 中国速度：首先中国政府在审批上一路绿灯，还提供千亿贷款有效帮助特斯拉缓解了资金问题；其次是座落于上海的Giga Factory（超级工厂）于2019年1月动工，2019年11月第一辆国产Model 3亮相。

• 超低成本：中国工厂在整体规划设计较美国工厂更合理，智能化水平更高，这带来的不仅是速度的提升，还有成本的管控。因此，国产Model 3的成本比美产的要低一倍以上。

特斯拉自身完成了新能源汽车的0到1突破，而中国成功帮助特斯拉完成了1到100的跨越。即使今天特斯拉已经被国产新能源汽车全面超越，但综合而言，“入华”仍然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图2：马斯克18年发布了一条介绍中国工程速度的推特

特斯拉这条凶猛的“鲶鱼”被放入中国市场的“沙丁鱼群”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 技术示范：特斯拉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智能电动汽车，其电子电气架构、自动驾驶技术、OTA能力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标杆，迫使国内车企奋起直追。同时，特斯拉开发300项专利，为后续中国车企崛起提供了一定的技术保障。

• 供应链培育：特斯拉要实现大规模生产，必须本土化采购（初期仅30%，而目前已经超过90%，其中本土一级供应商超过400家，60家已经进入特斯拉全球供应体系）。这极大地拉动了中国本土新能源产业链（特别是电池、材料、精密零部件）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培育了一批世界级的供应商，如宁德时代、旭升股份借此掌握了电池和压铸等核心技术。这些供应商随后也服务本土品牌，实现了共赢。同时，上海工厂99%中国员工，培育数万熟练工人以及行业研发人员，造就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井喷。

• 成本标杆：特斯拉的规模化生产大幅降低了电动汽车的制造成本，并通过频繁降价，倒逼所有参与者必须极致控制成本、提升效率，加速了行业的优胜劣汰。

• 市场教育：特斯拉作为高端品牌，极大地普及和教育了中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做大了市场蛋糕，为所有玩家创造了空间。

• 全产业链优势：中国不怕特斯拉的竞争，只怕竞争不够激烈。我们的产业链已经成熟，足以支撑本土品牌与特斯拉同台竞技。

• 市场换技术升级版：此次不再是“用市场换落后技术”，而是“用市场换竞争、换时间、换供应链升级”。政府要求特斯拉逐步实现100%国产化，最终将最先进的生产线和技术留在中国。

• 明确的退出机制：上海超级工厂的土地出让协议中包含了苛刻的对赌条款：特斯拉必须在2023年后每年缴纳22.3亿元的税收，否则土地将被收回。这确保了中方利益。

这步棋，中国赌赢了。它用一家特斯拉，激活了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竞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产略谋划的经典案例。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为中国的整体产业升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① 科技是“发动机”：政府的科研投入和企业的研发攻克了“三电”等核心技术，提供了产业变革的可能性。但要首先对待科技的理念必须进一步重塑，应当深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充分尊重科学事实而非学术权威。

② 产业是“承载器”：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尤其是电子和电池产业）将技术成果工程化、规模化、量产化，实现了从论文、专利到产品的惊险一跃。

③ 资本是“催化剂”：政府基金、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和资本市场（科创板）提供了巨额资金，承受了早期技术研发和市场拓荒的巨大风险，加速了创新企业的孵化和成长周期。但同时也要警惕，防止资本与学术权威形成“利益合谋”，凌驾于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之上，为一己私利扭曲产业生态，甚至延误国家核心战略产业的进程。